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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五年，王阳明改任庐陵知县，离开龙场的路上经过常德，蒋信遂有机会问学于王阳明。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深扣之，则见其心神之契，若出于吾儒《六经》之外。

[34]尤其该文末尾有：大人者，知天地万物一体，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蒋信因而感叹，此真泄破天机矣。他在序文中将蒋信晚年的学术宗旨总结为慎独默识与论天地万物一体。孔门求仁之学，乃为之晦而不光。[39] 早在任官四川时期，同样担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的薛甲，就致信蒋信说：高明之士，又或妄意易简脱略近功以为不假诵读，可以顿悟，径造而得之，则与因疾而废食者，奚以异哉？ 甲少支离记诵，中年得闻易简之说于诸友间，而诸友之病，亦或有如予之所云者。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定义大人之学，《传习录》也不时可以见到类似的表述，如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

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36]然而，蒋信对良知学的意见始终有所保留。李存山教授对董仲舒三纲概念的理解符合董氏原意吗？在逻辑上可以得到证明吗？李教授是不是混淆了汉儒的两种意义上的三纲概念，才会对董氏三纲有上述理解呢？ 李教授正因为混淆了上述两不同意义上的三纲概念，把古人的三纲一律读为上述含义二，所以会认为《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见其2018年《为什么〈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一文）。

有关这方面，因为我们双方在以前的争论中未曾提及，本文就不细谈了。董氏确实明确主张阳尊阴卑、阳贵阴贱，但不等于《基义》中的三纲是指阳尊阴卑、阳贵阴贱。该书虽曾引用《礼纬·含文嘉》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语，但实际上也把三纲理解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而不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或夫为妻纲。这些，以及最近的争论给私人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都让我深感遗憾。

其所撰《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从8个方面来总结、概括董仲舒思想，而竟无一个方面是关于董仲舒的《春秋》学的，其对董氏《春秋》学之漠视可见一斑。应该说，三纲的含义在后世有了演变，《含文嘉》的理解方式逐渐取代了董仲舒、《白虎通》的理解方式。

《繁露*四时之副》云：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这与《管子*枢言》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相近，恐怕难将其中的德理解为庆赏吧？ 李教授至少三次说我不知儒、法之分，前面是对他这句话的答复。这与《白虎通》以三纲与六纪对举相近，故注释家通常皆以六纪释其五纪。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昭公二十五年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是儒家德威并用、赏罚共举的典型说法。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三家分晋、三家相鲁、陈氏代齐等，故《左传》两引孔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以及《论语》讨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均是孔子关注此一问题之明证。

（2）《保位权》讲人君德不可共，威不可分，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人主自用其刑德、人主之所以独擅的意思。在《董仲舒对先秦儒家的继承和损益》（2015）一文中，李教授说： 屈民而伸君正是三纲之说的要旨。(二) 董氏三纲本义 李存山教授因为不重《春秋》，导致对汉儒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误解，我在2012/2013年的前述文章中已有交待。《周易*坤*文言》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此外《尚书*舜典》、《周礼*司寇》、《礼记*王制》《表记》、《荀子》（甚至《晏子春秋》）等许多儒家典籍皆有重视刑罚、或赏罚并用的思想。而在他9.18之信公布后两天，即9月20日、21日，我也曾先后两次同时在《新儒林》《董仲舒会议群》两个微信群恳请与李教授现场交流，但李教授均未露面，无声无息。

最早系统、明确地论述三纲的书是《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首先，李教授将董仲舒德、威并列等同于法家的赏刑二柄，这是匪夷所思的。

本文主要讲三个问题：（1）《保位权》的性质问题，（2）李存山对董氏三纲的误解问题，（3）李存山对董仲舒的其他误解。该书明确地论述了，纲之所以为纲，正因为它要统帅纪。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我并引用《白虎通*三纲六纪》中的原文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任何读过儒家经典的人都知道，德、威并列历来就是儒家治道的一部分。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是谁不知儒、法之分。

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我也很庆幸，这些年来，我与李存山老师等人没有因为这场争论而结下什么怨恨。

下面我想说明，李教授对《顺命》的这一解读有断章取义、严重歪曲之嫌。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

在其70年代初撰写的《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一文介绍董氏思想的部分中，《春秋》学占了一半以上。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赵鞅之事是发生于定公十三年，其时赵鞅因荀寅、士吉射挟晋侯之命而攻，入晋阳以拒在一个后革命时代讨论儒学，我以为必须回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来。一方面是借助古今问题，重新认识西方文明，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正因如此，经过施特劳斯解释过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哲人，都以一种全新的思想姿态切入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之中。而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强调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核心地位，他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如果考察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精通旧学的学者一代接一代地减少，乃至最终消失。

吴飞对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接受，是出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目的，而进行工具化的接受，这种接受旨在更好地解释现代生活。吴飞并非主张推翻科学、民主等现代价值，而是认为光有这些价值不足以重建中国自身的文明，而是要在承认这些价值的基础上，重建这些价值的核心内涵，而这种核心内涵便是儒学。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对传统中国文明的深入思考与理解，才能真正做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建构现代中国的文明体系。三  回归经学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学马上成为理解这一文明体的第一核心内容。

[6] 在《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中，可以看到吴飞在极力做一个古代人的同时，面对现代的巨大张力，这或许就是吴飞所说的做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人的代价。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承认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那么，在一个后革命时代重建礼乐，便不能不考虑这段革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早在晚清，湖南新派经学家皮锡瑞就已经提出，培养读书明理之士，以洞察中西文明之学的重要性，他在南学会第十二次讲课中说：惟读书明理之士，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虽闭户读书而已神游五洲，目营四海，不必识其器而能考其法，不必覩其物而已究其理。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尤其是儒学的政治化一面不断得到强化，而所面对的又是不断变化、转型的社会，更是如此。

数年后，崔氏病逝，校中遂无经学课目矣。有历史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难题，是至今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中西问题变成古今问题的历史观。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20] 司马迁：《史记·叔孙通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722页。

文中强调：在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最开始，古今之争就成为一个核心的话题。[9]这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已经明显用了文与实不与的《春秋》笔法了。